大多数人往往认为，大明朝的商人十之七八都是腰缠万贯的存在。
可是，按照真正的历史记载，明代商人的收入有着极其严重的两级分化。
尤其是从事小本生意的，比如走街串巷贩卖小商品的商贩，其收入很可能还不如寻常的佃户家庭来得优厚，更无法与中农家庭相比了。
据史料记载，在明朝宣德年间，很多小商贩终日勤劳经营，获利“厚者十之二、三，薄者不过十分之一”，运气不好，赔掉本钱的小商人也不是少数。
有赔钱的，自然就存在挣钱的。
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等商人群体，在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已经颇具规模。
晋商兴起于明初，因抓住了给西征军队输送粮草的机会，获得了贩盐的特权而迅速发展起来。
徽商的历史要早一些，他们是明朝的徽州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贩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他们受到朝廷保护，实力雄厚。
两者所从事的大体上以盐业、茶业、加工制造业等为主。
虽然从嘉靖时期开始，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很快，但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也仅仅能够糊口而已。
若是发生天灾人祸，广大百姓的基本生活就很难得到保障，此乃明末流民四起，以至大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高煦当着吏部尚书等大明高官的面，问完了农民与工匠的收入，最后再问商人的收入，显然是有深意。
夏原吉是大明忠臣，也是名臣、贤臣，聪明过人，自然是对朱高煦的心思猜出了个大概。
他缓声道：“自永乐一朝解除海禁，大量商人随朝廷的船队出海贸易，皆获得了百倍、千倍的利润。近二十年以来，仅江南数省，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普通商人一跃成为家资万贯的巨商。”
“因此，从大体上来说，商人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农民与工匠的收入。”
朱高煦又问道：“那商人的地位，比之农民、工匠如何？”
“这，老臣却是不知该怎样回答。”
夏原吉犹豫不决道。
朱高煦面不改色道：“此话怎讲？”
夏原吉道：“陛下，此事臣确实不知该如何回答。”
“陛下，此事与吏部有干系。”
吏部尚书蹇义恭声开口道。
朱高煦故作惊讶道：“竟与吏部有关？”
蹇义解释道：“陛下，朝廷虽然禁止商人穿绫罗绸缎，可绝大多数的商人赚到钱之后，皆会选择捐一个不入流的小官。因官职皆在定员之外，有名无实，故称‘员外’。”
“且仔细说来。”
朱高煦抚须道。
“是。”
蹇义恭声道：“唐代之前，员外是作为官名存在，三国魏末始置员外散骑常侍，晋初又置员外散骑侍郎。”
“南北朝时，有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督等，在官名上加员外，如散骑侍郎为员外郎，入则规谏过失，出则骑马散从。”
“隋朝尚书省二十四司各置员外郎一人，为各司的副职。唐贞观之前，员外郎是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唐开元年间，唐玄宗觉得此官职过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列为六品。”
“宋初六部官职之中，各有员外郎一名，正七品。后来朝廷施行捐官之制，竟然卖出去上千个正员之外的员外郎，至此以后员外郎就逐渐演变成一种对富民的俗称。”
“尤其是在赵宋南渡之后，有钱人互相见面称员外，老百姓见了有钱人叫员外，天下到处都是员外郎。”
朱高煦知道，在历史上的宋代，员外大多被用来称呼富户，比如人们熟知的玉麒麟卢俊义，便被称为卢员外。
至于那些中小地主，远没有巨商富裕，故而没有几个人能买得起员外的官职。
如此一来，宋代的中小地主和员外这一身份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等到了大明洪武年间，这种情况出现了不小的变化。太祖皇帝重农抑商的政策，让大明地主们的财产迅速增加。”
蹇义恭声道：“朝廷效仿宋代，有钱的地主和商人皆可以花钱捐一个员外官职来做，造成了员外等同于富人的错觉。”
“这样的话，大中地主们便可以通过捐官的方式来买官职。他们当然不可能得到实权，朝廷赐给的多是编外官职。”
“故而，我大明的员外郎就成了一种虚职、闲职，不再与科举有关。”
朱高煦脸色一变，沉声道：“太祖年间并没有捐官的制度，永乐年间父皇陛下更是不曾提过此政令。朕却是不知，蹇尚书所言的旧制，来自何处？”
蹇义不卑不亢的答道：“前汉武帝时，边关多事，朝廷国库开支甚大，用爵位换取粮食的做法已不足以解决问题，于是便出卖官位，以增加收入，用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自那以后，历朝历代，皆有捐官之政。”
朱高煦闻言，陷入了沉默。
他决定不再追究具体的细节，而是朗声道：“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的职业都值得被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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