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立言商帮的规模再继续扩大下去，恐怕就会被人摘了桃子，姚家门前的石鼓僭越，还是最明显的一个雷，还有没有姚立言没有看到的、更深层次的雷，那就不得而知了，显然不知道多少双眼睛在等着收割他，杀猪过年的不一定是皇帝。
姚立言对自己的情况，应该是有些了解的，所以姚立言在拿到大明皇帝的大氅和亲笔御书的时候，才会喜极而泣，那根本就是一道护身符。
“这次调研，对接下来的投资，有很大的启发。”朱翊钧终于写完了这次的姚家生意调研报告，非常确信的说道：“大明内帑、国帑的投资，银股占比必须要超过51%，这是不容商量的，皇朝投资，和民坊投资不同，民坊投资是以利润为导向，而皇朝投资，则是以权力为主要导向，利润为辅。”
朱翊钧确定了皇帝和朝廷投资的基本原则，权力=义务，获得权力意味着承担义务和责任，官厂、皇庄，是要承担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的，但姚立言的投资，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因为姚立言的投资方法，符合工业化的基本逻辑。
工业化的基本逻辑是集群化：大规模生产获得廉价商品，再通过廉价商品吸引更多的人一起进驻，进一步产生规模效应，获得更加廉价的原料，增加产量，获得更多的商品，最终形成集群效应，完成大规模自由雇佣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最终完成工业化。
而姚立言所投资的所有工坊，不强调强人身依附，很多过去的掌柜、大把头出走自己办工坊，而姚立言非但不阻拦，甚至会提供帮助，甚至投资，因为更大的规模，意味着更多的利润。
这是大明皇朝投资的时候，应该借鉴的地方，对大明朝廷而言，规模也更加重要，利润当然也要适当追求。
“摆驾松江府吧。”朱翊钧在万历十三年七月十七日，踏上了前往松江府的路，这一次申时行随扈左右，他作为松江巡抚，因为浙江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一直没有前往松江府。
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申时行是松江巡抚，代领的浙江巡抚，他已经代领很长时间了，希望朝廷派个人来，把浙抚一职拿走，这是应该的，本就是应急之下的安排。
朱翊钧下章吏部询问，结果无人领受，也没有任何的推荐，晋党、浙党都没有推荐，甚至张居正也没有给皇帝提供任何备用人选，大家的意见出奇的一致，申时行既然能干，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就不换人了。
浙江这地面，多少有点邪性，多少人浙抚在任上出事，各家各派，派出得力干将，万一折了是巨大损失还捞不到多少好处，派出平庸之辈，又是并封两头猪，左右为难，索性就让申时行干下去。
申时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欲哭无泪，他其实很想说，经过浙江九营的哗变，陛下的雷霆手段，浙江地面已经非常干净了，已经大破，之后便是大立，浙江这地方谁担任都不会有什么乱子了。
阎士选则是欣喜若狂，因为申时行和吴善言不同，申时行有的选，他是天上人，有申时行在，通往南衙、通往苏州的驰道，通往宁波的运河，都会顺利很多，换个人来，再跟地方同流合污，驰道、运河修不好，他阎士选有几个脑袋能掉的
事实也是如此，申时行的行为清单里，没有和地方缙绅沆瀣一气的选择。
朱翊钧的车驾晃晃悠悠的抵达了苏州，而后去太仓溜达了个圈，没有前往松江府府治华亭县，而是去了上海县，因为燕字号大酒楼开在了上海县，而不是华亭县，抵达上海县的时候，已经是八月了。
因为地理原因，上海县逐渐成为了松江府的经济中心。
本来，按照预计的计划，这个时候，大明皇帝就应该回北衙的路上了，因为在浙江耽误了时间，所以回京的时间，被推迟了一个月。
“西班牙的情况，为何如此糟糕”朱翊钧在上海县下榻之后，开始处理国事，上海县的消息总是比内地更多一些，而朱翊钧来到的时间非常不巧，正是上海县一天四次雨，台风跟吃饭一样准时的时候，所以，他只能看些松江府的塘报，打发时间。
这些塘报的来源很复杂，有海防巡检们自己的搜索、有通过海商们口口相传、有亲自询问大帆船贸易水手、有大明环球贸易亲眼目睹，但这些消息都是相互印证，基本可以确定为真的消息。
而大明需要对这些消息做出反应。
费利佩二世的处境非常艰难，一方面是尼德兰地区的反叛，让费利佩的威信大跌，人心思动，费利佩急需一场大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十分可惜的是，费利佩失败了，他组建了一个规模只有十条船，人数仅仅八百的远征军，从租借的波尔图港口出发，向英格兰地区进发，试探性的进攻。
在舰队进入英格兰海域的时候，遭遇到了英格兰的海军，英勇的八百勇士打赢了英女王的军队，然后败给了大西洋狂暴的海浪，十条船回去了三条，虽然没有全军覆没，但损失格外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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