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若按学界里认为“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理解认为孔子成了善于占筮的人。岂不与《要》文里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的说法相矛盾吗？子贡这说法不是已证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们，是反对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说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么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释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对卜筮的伟大思想家，却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发现了帛书《要》文里的一句话，而不能给于正确的理解，反尔把孔子说成是善于占卦的人，这岂不是又制造了一个天下奇冤吗？
孔子不但不信筮卜，还是一位反对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把《周易》从史筮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产生之后被史巫蒙羞，而孔子看懂了《周易》的义理。
孔子在对《周易》一书的论述，无疑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一面光辉的旗帜。那些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上，没能正确理解，而曲解孔子，应当彻底的纠正。否则一次次，轰动中外，又让众多学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发现，却变成了先秦进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证，那就适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实的证据材料还罢，可那是不慎重对待学问而产生的错误理解，势必造成学术上很坏的影响）。
如“竹书《周易》的发现，被研究竹书《周易》的权威学者所下的一个结论：“在《易学》研究中有所谓“九六”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九六”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时《周易》没有“九六”。楚竹书《周易》的问世，真相大白，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楚竹书《周易》的问世，证明了“九六”这个名称，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见“楚竹书《周易》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濮茅右着 2006年版）
笔者认为这种结论下的还过早。以“竹书《周易》”的发现，就认为“九·六”争论画上了句号，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且竹书《周易》资料鉴定时间的下限并未排除汉初。竹书《周易》是战国未期的传本。竹书《周易》只能证明战国末期《周易》已经有“九·六”之说了。而“九·六”之说也正是战国末期的产物。那么，竹书《周易》自然不能证明《周易》原创时就有“九·六”的称法，也不能说先秦时期《周易》已经有这些“九·六”之称。笔者认为“九·六”之争画上句号，正说明不是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九·六”之称，而是秦汉之际添加进《周易》文本的，说是先秦就存在的，显然是错误的说法。
又如《清华简》的发现（清华入藏战国竹简），已有研究者通过对《保训》篇的发布，而从其中的“侌 （阴阳）之勿（物），咸川（顺）不 （逆）”。这一句里理解认为，《周易》在周文王时期已经产生。把“川”理解为“坤”卦解释。这本是在传播中，连竹简上的文字都没有统一规范及公认的说法时，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论证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只是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
也正如我们前边说的从一句“吾百占而七十当……”，而理解成孔子是一位爱占筮的人。这不能认为是学问与学术上的自由，而是做学问与学术上的悲哀。
这些都是节外生枝的话，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孔子是春秋后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开启了理性之门，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
帛书《要》文反映孔子对筮卜与《周易》讲德义的论辩，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无论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再没有人，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周易》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要》文之后，纵然长达两千多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周易》一书正确的认识过。但遗憾的是就这《要》文却成了绝学，不传于后世。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所以才庶蔽起来，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汉统治者把先秦《易传》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这才是帛书《易传》里《要》文不见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里的真理，可无情的苍天没有“降斯于大任”于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几年，就能够把《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充分掌握了。可孔子没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而孔子刚刚发现《周易》里的“德义”之声，也被无情的历史之门关闭了。这刚刚开启的希望之门一关就是两千多年。孔子对《周易》真知灼见的认识，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个后封建时代。帛书《周易》与《易传》的考古发现，及竹书《周易》的发现，无疑对《周易》的再认识将起到大变化。也正如十年前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中说：“……这次大批简书的缤纷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势必对中华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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