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里说：“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这是让做臣的如何去做，这实际是空话。在论述“宰相”与“学校”是赋予宰相的权力，但决不同与西方内阁制的君主立宪设想。而对“学校”的论述也不同与西方的议会制的政治学说。《明夷待访录》里的思想离“民主制”还差的很远、很远。后人对他在《原君》篇里“君之害”揭露的称赞，实乃黄宗羲也不过是向往的是“明君”而不是“暴君”而已。不去换醒民众，不去启蒙主体者觉醒，是离“民主”的梦想还相当的遥远。
当然，明未时期已是“西学东渐”，思想者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是可能的，明未清初王船山、黄宗羲等反对君权独断思想，启蒙了新儒学，新儒学的政治核心是由“内圣”希望开出“新外王”。
而黄宗羲在《易》学方面，即是开清考辩《易》学之先者，又是清朝复兴汉象数《易》学之先导。
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六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的那样：“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而附以所着《原象》为内容，皆象也。后三卷论《太乙》、《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以及“六壬”、“太乙”、“遁甲”为外篇，皆数也。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说，有纳甲，动爻，卦变，先天，四者杂而七者晦。故是编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于古，以辨象学之讹。又《遁甲》、《太乙》、《六壬》三书；世谓之“三式”，皆主九宫，以参详人事，是编以郑康成之太乙行九宫法证《太乙》，以《吴越春秋》之占法，《国语》泛州鸠之对证《六壬》，而云后世皆失其传，以订“数”学之失。其持论皆有依据。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一能洞晓其始未，因而尽得其瑕疵……然其宏纲巨目，辨论精详，与胡渭《易图明辨》均可谓有功《易》道者矣。”
我们只要看一看黄的《易学象数论》纲目与内容，就知是什么了。内容虽然以考辩“象”与“数”，无非是将汉象数易学与后来产生的图式易学做考辩，得出什么圣人以象示人，其象有七之说，已然是以讹传讹。内容无非是彰显汉象数易学，排宋《易》学之说，是有其政治思想目的。其目的是超越宋明理学不切实际高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而黄开汉象易学复兴于清与宋易图学并无二致。从原创《周易》内容来说，都是讹传。与《周易》内容不相干。若从“八卦学”上来说，皆是“八卦学”上的发展，黄的《易学象数论》改称《八卦象数论》倒是贴切。“象数”实乃是“八卦筮术”里产生的东西。
而毛奇龄的“《推易始未》四卷，综核卦变之着作，举春秋内外传中，有得于筮占者汇编成书，汉晋以后占筮有合于古法者亦随类附于其后。”
毛已然是考辩的春秋与汉晋以后的筮卜方法，那均是八卦占筮术上的东西，即是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的卦术，与《周易》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胡渭作《易图明辩》解释“易卦”与“蓍筮”的关系，是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一对范畴，“体用”关系释之（这是导致今天“易学”上的错误认为，往往称其“易学理论与应用”，这应用就是指“算卦”）。那本身是“八卦筮卜术”上的东西来，而胡渭的《易图明辩》却成了《周易》上的东西，这就非常错误了。可胡渭把“卦”看作是《周易》的根本，即“体”了，而“蓍”起卦占卜才是“用”。
实际“卦”不是《周易》一书里的东西，《周易》一书里既无卦字，又无卦说。“卦”学是史巫从六十四画符号上派生出的筮卜术，与《周易》所反映的义理内容是风马牛不相及。若把卦术从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剥离开来说“卦学”，胡谓说的“体用”关系就另当别论了。
胡渭论《易》（指《周易》加《易传》：“伏羲有画而无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巽》，皆递相发挥，以尽其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辞者，所以明象数之难明者也。’”
胡对《易》的认识是停留在汉人的观点上，即“四圣”说。
“且《易》之所谓象数，蓍卦焉而己。卦主象，蓍主数”。
这就是胡渭认为的卦是《易》之“体”，而蓍是《易》之“用”的说法。
“按：象，辞，变，占四者，说《易》之纲领也，伊川归重于辞，平奄因之，愚则谓辞本乎象，象尤不可忽，故夫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又曰：八卦以象者，爻彖以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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