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家黄寿祺，也被张其成的一书中列为认为《周易》是哲学的其中之一。而张其成的那部书里也是断章取义说黄寿祺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着”。单从张其成的那部书里看到这一句话，无疑认为黄寿祺先生是认为《周易》一书是哲学，不同于众多学者把《周易》看作是卜筮之书，使人不能不对黄先生肃然起敬。但看到黄先生的《周易译注》一书时，觉得张其成是断章取义。而事实黄寿祺先生也同样认为《周易》有占筮的功用。这说明不看作者的原书，就会听信以讹传讹的说法。
黄先生的《周易泽注》前言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着。这部奇书的思想光华，是通过神秘的‘占筮’外衣，焕发出恍惚窈冥的象征色彩。它那蕴蓄丰富的变化哲理出现之际，人们对之既向往又‘陌生’，乃至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翻开《周易》，首先看到的是八卦，六十四卦符号，以及与这些符号紧密关联的卦辞，爻辞，这就是《周易》的“经”文。
《周易》的性质，历来颇有争论。主要的分歧是：或以为是筮书，或以为是哲学着作。这一问题牵涉到对《周易》经传大义的认识，由此这里亦分经传两部分试作探讨。
显然《周易》的卦形，卦爻辞创成之后，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根据上文对六十四六十四卦哲学意义的简单分析，我们认为《周易》的占筮，仅仅是古人对六十四卦义理的方面运用，《周易》的象征，是其书哲学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而贯穿全书的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学的根本核心，因此《周易》的‘经’部分，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着作。”（《周易译注》“前言” 黄寿祺、张善文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周易译注》对《乾》“用九（1），见群龙无首吉（2）”的注释：
“[注释]：（1）用九，这是指明《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是阳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
黄先生一面讲《周易》筮法，一面又说《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这种悖论就是一面看到今本《周易》的“六·九”卦爻形式，一面又看到这卦爻结构形式里面所谓占辞所包含有的哲学思想，因无法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历史成因揭示清楚，就来个亦筮亦理的阐述。在阐释算卦书的筮法，又加杂着“哲学”的说法，也就出现了今天对今本《周易》的悖论说法。
我们通过《周易译注》前言里的说法和对《周易译注》里的注释来看，我们就明白了黄寿祺先生所说的《周易》是包括“经”与“传”的，他说的“经”就是所谓的“卦爻辞”，这实际是《周易》的内容，应称《周易》。所以黄寿祺先生认为的《周易》是“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了”；而黄先生认为的《周易》哲学是“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学的根本核心。”这无疑说明，还是通过 “象数”学说引发的哲学之说，单就这说法也与《周易》原创内容的哲学思想不是一回事，何况黄先生又把《周易》说成是“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了”。黄先生已然没有揭示到《周易》的真本义、真哲学。故黄寿祺先生《周易译注》前面的《读易要例》的里还大讲“象数”与“图式”。黄已然是“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者中的一员，同样是继承了《系辞传》里《易》学思想，是把《周易》双重性质说的换个说法而已。所以黄寿祺先生在对《周易》里“文辞”译注时，就出现了“象数”以解之。如对《小畜》里的所谓爻辞的解释：“九五，心怀诚信而牵系群阳共信一阴，用阳刚充实丰富近邻。上九，密云已经降雨，阳刚已被畜止。至高极上的阳德被阴气积载，此时妇人必须守持正固以防危险，要象月亮将圆而不过盈，君子若往前进发必将遭凶。”
这正是用阴阳爻位来解释“文辞”，使人遗憾的是黄寿祺先生不能排击筮术说与“象数”说，而在注释《周易》却被筮说与象数说玷污了。但黄寿祺先生的《周易译注》里的有一些译文还是比较接近《周易》原文哲学内容，但《周易》里的文章，只要用心，逐字的翻阅《辞源》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查看，抛开传统上《易》学象数联想发挥，就很容易把握与翻译，即非常明显表现出“文章”的逻辑性与哲学的内涵来。不难看出《周易》每篇文章所体现“文以载道”的哲学思想来。笔者却非常遗憾惋惜黄先生若能剥离“筮卜”说与“象数”说而注译《周易》。把《周易》恢复其原来的哲学思想，那么，《周易译注》一书可真是光照千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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