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这充分表明王阳明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巫术思维里。
而明朝后期也有一位易学家来知德写了一部《周易集注》，完全继承发挥朱熹的易学思想，形成“舍象不可以言易”的“易学”认知，来知德的《周易集注》是象数学释《周易》，终于又回归到“象数易学”上去了。
到了满人建立了满人贵族统治的大清帝国，而坐拥北京城，一样的“坐北面南”统治着华夏的大江南北，虽是照搬前朝古制，可又多了个民族不平等的帝王专制。
大清帝国终于把华夏这个古老民族，奴役的遍体鳞伤，把曾是世界上的“巨人之国”，彻底的变成了“东亚病夫”。
那么，清朝里对《周易》的性质是如何的看待呢？又是如何解《易》呢？
被称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也写了传世的易学着作《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
《周易内传》是注释《周易》与《易传》。其它易学着作是对《周易》和《易传》所做的研究。古人的“易学”着作不能与今人的注释和研究上的那种明确分类。古人所谓注释中有论述，而论述中又有注释。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在注释《周易》，被认为属于传统上所谓的“义理”来解释的。
实际王夫之注释今本《周易》，已然是以“象数”释之。只是以“象数”说学释解今本《周易》而阐发出一番“道理”。
如对《乾》里的“初九，潜龙勿用”的解释：
“初者，筮始得之爻。‘上’，卦成而在上也。‘九’者，过揲之策三十六，以四为一则九也。于象则一，而函三奇之画。一，全具其数；三，奇而成阳；三三凡九。阴，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为六。阳，清虚浩大，有形无形皆彻焉，故极乎函三之全体而九。阴，聚而吝于用，则虽重浊，而中因虚以受阳之施，故象数皆有所歉而俭于六。‘初’，‘上’先言卦位，而后言象数；‘初’为位所自定……
伏而不见之谓“潜”，“龙”阳升而出，阳降而蜇，绝地而游，乘气而变，纯阳之物也。乾，纯阳，故取象焉。六爻成而龙德始就，乃随一爻而皆言龙者，六爻相得以成象，虽在一爻，全体已具，亦可以见爻之未离乎彖也。《易》参三才而两之。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其常也。而易之为道，无有故常，不可为典要，唯乾，坤为天地之定位，故分六爻为三才。初在地之下，龙之蛰乎地中者也，故曰‘潜龙’。‘勿’者，戒止辞。‘勿用’，为占者言也。龙这为道，潜则固不用矣，无待上也。占者因其时，循其道，当体潜为德而勿用焉……。”
这王夫之能从一个“初九”和后面的四个字“潜龙勿用”，却演义出六百多字的“解释”来。那么倒底让后人明白这几个字什么意思么？没人能说得清楚。这王夫之是在讲象数义理呢？还是在讲象数占筮呢？已难分难解了。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做学问，做进了死胡同。
王夫之所谓注释《周易》，完全是照前人的“象数易学”而想象发挥之。重其“象数”，而轻视文辞，必然走进释《周易》的歧路上去。你看王夫之对这“初九”，本不是内容而当成重要的内容，说长道短，对现在看来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而对普及学问来说，大众如何能看懂这种注释呢？难怪没有人不认为《周易》之神秘与深奥。到封建帝王社会后期，对《周易》的注释越繁，让人读那些《周易》注释文章，就头痛。这是在“注释”《周易》吗？对《周易》里的每一句话，王夫之“注释”长则几百上千字，短则几十字的说法，但又能说明了什么呢？看那些说法，似云里雾里，像是“神话”，像是痴人梦语。从王夫之的这些所谓的“易学”说法来看，充分说明王夫之继承的是《系辞传》的衣钵。王夫之一样认为《周易》是为筮卜而作，并强调不可偏废“占”。封建帝国时期里的各种占验术数，被后儒者称为“技术之书”，那么支撑这些“技术之书”的正是帝国里的阴阳五行哲学理论。无论王夫之从“象数”义理上如何附会出封建帝王社会里的道德政治观，都不足以他认为《周易》是为筮卜，并不可偏废筮卜，而抵消了一切的义理之说。王夫之的“易学”况有百万言于世又有何补呢？王夫之一样是一位亦巫亦理的“象数易学”者。似乎他的“易学”诠释了王阳明的那句经典之话，“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这就是中国古代里所谓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眼里的“卜筮”（算卦迷信）与“义理”（道德文章）观吗？???
清代“易学”突出的是汉“象数“易学，汉虞翻“易学“受到清“易学“研究的重视。虞易学是以象数解《易》，在以“象数”解《易》中，已突破了八种物象（八卦取象）解《易》，而发展出很多取象。清“易学“名家张惠言作《周易虞氏义》，用虞氏取象说来解《易》。在复古“象数“学说而解《易》的还有焦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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