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鞅这次要出兵，是要救援邻国郑。也是先用龟占来卜问吉凶，不过这次史巫把握着了火候，烧烤出了像“遇水适火”的兆纹来，赵鞅就问专业搞占卜的卜史。三位卜史分别通过“遇水适火”的兆纹煞有介事与出兵援郑之间做出行与否的回答。一个叫龟的卜史先来解释说：“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龟通过“遇水适火”的兆示，而推理出伐谁，不伐谁的吉凶结果来。这里的沈阳不当现在的沈阳市的地名讲，“沈”当“沉”讲，“沉阳”就是指阳火下沉来讲。这是从龟兆上的“遇水适火”里推论的。因为“水流向火”，这大水一来，阳（火）就不沉下去吗？水来火灭，这符合生活里常见的现象。不过这从龟壳上看出来的一种象征，能跟现实中出兵救援郑国之间产生关系么？这是那跟那，本是不挨边的事。可如此的就生拉硬扯的给联系到一块了，岂不是十分荒谬吗？史龟的讲法是“可以兴兵”，但不是去救援郑国。而是转变到了“可以攻打姜氏，不利于攻打子商”的结论上。这又是如何看出的“天机”呢？史龟对主子赵鞅占问出兵援郑可行于否，无非牵涉的利害关系之间，是齐，楚，吴，宋。自然会联想到这几个国家来解释龟“象”了。这正如有一句名言说的：“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神”的道理。而史龟所谓从卦里看出的“天机”，倒不如说是从所占问事情的现实现象中分析出的利害关系结果，而转换说成是神卜中的兆象。这正是中国术数里的“天机”奥秘。史龟从“龟兆”联想到现实之间谁与其符合，来联想其吉凶。即通过“水”与“火”的象征，得出结论，伐谁与不伐谁的结论来。就是根据水与火的常识性认识来比类联想所占问的人事。且不说用的是抽象的‘水’与‘火’，跟两个现实之国间，能否产生出因果关系。就这“水”与“火”两种现象在生活里所见到的也非是一成不变的水灭火的现象。总之史龟得出的结论是：“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这结论是将“水”、“火”往齐、宋的头上套。通过“遇水适火”，就可算出可行于否了。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可悲与可怕，把国家百姓的命运当儿戏。我们前边已讲过，齐国是姜氏之后。“利于伐姜”，在这几个利害关系国家里一联想就想到齐国了。那子商与宋有何关系呢？宋国就是子姓。宋国的开国君主是商王纣的庶兄微子启。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把商的旧部周围地区分封给微子启，建都商丘。这就是子商的来历。子商就是指宋国。这样就可从龟兆上的“遇水适火”，联系到齐宋两国。但这里面还有一些“技术”问题。伐谁不伐谁，得联系上谁是水象，谁是火象。史龟又一联想就联想到，姜姓是“火”。而子商是“水”。这里的“适”是简化字，而末简化前是“适”（dí）。“适”通“敌”字，其意是“抗”。也就是水能胜火的意思。至于姜姓为何是“火”，宋是“水”，后面有分讲。只要得出齐、宋谁是“水”，谁是“火”，那么不就知道伐谁有利与伐谁不利了吗？ 这正是通过龟“象”而套在所问的人与事的头上的一种认识论。把象征的“水”与“火”往有利害关系的诸侯国头上套，让问卜者不能不相信。取象成为了“因”，自然就能求得出“果”来。这种因果关系，就是中国传统上的，无论是龟骨占，还是八卦筮卜上的认识观。也是传统上的象数哲学与易学观。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思维方法。占可以这样推论，卦也可以这样推论，而且推而广之到社会制度与人伦关系也是这种推论。这就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的根本目的所在。至于古人认为的“因”与“果”之间能否成立。古代可没有人出来做出理论上的质疑与批判。虽然在春秋末期孙武写出了《兵法》一书。《兵法》里反对在战争中“先知不可类象”，即预知战争的敌我胜算情况不可用占筮取象而得（因占筮问卜吉凶，就是通过类象思维方法取得）。“先知不可类象”，这正是理性的思维结果。《兵法》里的军事理论正是来源于战争实践，又用于指导战争。从实践中才能认识到兵法上的先知不能类象。孙武反对“先知不可类象”的军事理论同样适应于军事之外的社会各个方面。但孙武提倡的“先知不可类象”的观点，终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类象“先知”反而在后封建社会里是越演越烈，至到今天，八卦、八字，风水，择日大有复兴之势，然而这些内容，无不是以类象而妄想"先知"事情的吉凶结果。无论战国时期的“八卦”取象，还是今天的阴阳五行生克的类象，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把类象之说套在人事上，想得出个"先知"，"先觉"，只能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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