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涝，给长安城里的富贵人家好好的洗了一把牌，那些积极响应捐赠的，无一例外的事后都得了或明或暗的好处，有的得了名声；有的得了官府点名褒奖；有的捐献多的，家中有学子的也被赐了个出身，要是不参加常举的话，也可以去吏部排队等空缺的流外位置填上，这一场大涝，可是有不少官员落了马的，那些平日里修水利不力的官都受了责罚，有品的么，训斥几句，罚几个月的薪俸算好的了，那些个流外的就惨了，许多分管水利的流外官纷纷成了上官的替罪羊，被拉下来不少，所以这一下，流外的空缺就突然增多了起来。因此，但觉着自家没什么背景靠山的，才学又不出众的就都舍了参加常举的机会，赶早着去排队等官做了。他们心里想的也实在，这先得个流外，慢慢的熬，总归是有一天能熬入品的，而参加常举，谁知道能不能中呢？若是不得中，这边又丢了现下的大好机会，岂不更亏？再说了，即便常举中了，家中没背景的还不一样要从流外做起？也只有中了三甲，而且必须得到陛下的赏识，家中又有些来头的，那才可能封个从九品下的官身，这样的人可是凤毛麟角，不多见的。
甚至还有商贾人家，因为捐赠数目都直逼程老魔王和尉迟老黑了，家里又没什么人是正在读书的，李世民干脆直接给他们封了个爵。所有有捐赠的商贾或是财主，都得了减免税赋的恩赐，有全免一年的，有免半年的，都是根据各地方上报来的功德碑上捐赠的数目来减免。也不知道金陵姜家是猜出了这次的抗涝法子有王况的影子在里面还是佛门中人有暗示或是说他们本心厚道，姜家竟然是整个江南两道捐献最多的，几乎金陵周边每个受灾县的功德碑上都有姜家的位置，虽然每块碑上他们的排名不显眼，但一合总起来，比捐献的第二名还要高出不少，而他们的资产却是在江南两道的前十名之外。
李世民知道了姜家的作为后大是喜欢，又得了长孙无忌和房杜俩老头的建议，成心要把姜家树立成个榜样，加上手痒痒的要显摆下自己得了书圣的贴后大有长进的字来，就要给姜家题了个牌匾过去，房老头很是刁滑，说不若就着星君酒楼的名重新题一个，这样一来有了御笔题的店名，以后姜家生意也好做，生意好做了，赚的钱自然就多，赚的钱多了，那以后再有什么天灾之类的，这姜家不就可以给天下人又起个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么？李老二一听，着啊，是这么个理啊，于是，几个月后，金陵星君酒楼就换上了金灿灿的御笔亲题的牌匾，而且星君酒楼四个字的边上还盘了一蛟一虎，一下子，星君酒楼一夜间就坐上了扬州第一酒楼的交椅。而且姜洪竟然也得了个流外六等的亭长（类似解放前县下设区，区下设乡时的区长，而里正则类似当时的乡长，里长不入流，保正则是村长，后来里正改叫里长，保正改叫保长）位置，等于是步入了官宦之流，好在姜洪兄弟不少，他作为长子既然入仕，不能再继承家族产业，就由弟弟去继承了就是，反正继承只是个掩人耳目的说辞，年底分红，那是一个子也不会少他的。
至于那些被洗了下去的，除了此次大涝中显出之前办事不力的官员外，就全都是那些乘机哄抬物价的商贾了，有的人从此倾家荡产，有的虽然没有亏多少，但自此在官府上挂了号，但凡是有一点点违规之事，就会被衙门紧盯着不放，这还是次要的，只要从此谨守法纪，衙门也没处找茬；要命的是他们自此后做生意就没那么顺当了，资金短缺想找人借钱周转找不到，临时没钱想赊欠一段时间的货款也是没门，求上门去的时候，人家要么是闭门不见，要么就冷冰冰的撂下一句话：似尔等如此薄情之人，干出如此趁火打劫之事，某等不敢结交。
就连寻常百姓，知道某家曾经参与哄抬物价的，就几乎不上他们的店铺食肆去了，而是专门找那些捐献钱粮积极的商户的店铺。这些百姓的想法很简单，这些个积极解囊相助的人，平日里多赚点钱有什么？关键是他们赚得了钱，万一某日有什么天灾人祸的，他们还是会慷慨解囊的；至于那些哄抬物价的，让他们赚那么些钱干什么？等他们以后有机会了再来哄抬物价？某才不做那被邻里戳脊梁骨的人呢。因此这一场大涝之后，整个长安的一些商家店铺出现了大逆转，有些以前门庭若市的，现在成了门可罗雀；而有些以前冷冷清清乏人问津的，现在却变的熙熙攘攘，即便是偏僻些的店也是来人不少。东市的那家建安小食铺，也因了这次积极捐赠，生意一西兴隆起来，本来处在东市里生意就不错，这下就更是人头攒动，没过多久，这个掌柜的竟然在西市又开起了一家建安小食，开张那天还跑来林府请林翰出席，而王况那时候已经在回建安的路上了。
所以，这些参与哄抬物价的商贾，没多少时日，便都渐渐的开始家道中落，资产最丰的也不过多撑了几年而已，最后不得已，只好举家外迁，躲到偏僻处去另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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