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郊外的刑场。寂寥苍凉。茫茫东方，一抹晨曦，似血一样鲜红。没有一棵树，只有无边的乱草，缀着凉森森的露珠，一直铺向地狱的门坎。风，早已屏住了呼吸。蜿蜒曲折的小溪，无声地用破碎的雾霭遮着脸儿，仿佛不忍心看到这幕悲剧。
默默行驶的警车，黛色的，远远看去，衬着蛋青色的天幕，像一幅剪影。
警车悄然停住了。从车上跳下几个公安刑警。最后下车的是一个反绑着双手的年轻罪犯，但没有剃光头，也没有穿狱中色彩单调的囚服。雪白的衬衣，掖在深蓝色的长裤里，留着时髦的略有些卷曲的长发，高挑个儿，身材匀称，带着几分潇洒。他默默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平静、自然，那一张还带着稚气的圆脸，苍白、清秀，没有恐惧，也看不出一丝惊惶的神色。
“还有什么话要交代么？”一个法警戴着洁白的手套，轻声地问。
“没有了。谢谢。”罪犯凄然一笑，泰然自若地问答。
“那你自己往前走去吧！”法警吩咐着，侧转过身子，举起了乌亮的手枪。
年轻的罪犯抬起头，深情地凝望着高远的晨空。一缕云彩，染上了曙光，像飘动的彩绸，轻盈地静静地横亘长天。远处的闹市，城廓如烟，缥缥缈缈。他略微踌躇了一会，便迈开了脚步。
“砰——”瞬间一声凄厉的枪响，罪犯猝然倒地。栖息在草丛中的一群小鸟，失声惊叫着，直插云天。大地惊醒了。
法医小心翼翼地扒开罪犯的眼睛，细细地察看耳膜，借着绚丽的一线阳光，一丝不苟地在执刑情况报告书上写着：“瞳孔放大，耳膜出血，脉搏停止，一枪毙命。”
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12分钟后，刑场上印迹全无。一个被悄悄处决的人，永远地从世界上消失了。
这是一个罕见的恶性案件。发生在南昌市前进路的一个大院里。
这个院子是典型的旧式巷子。鹅卵石铺成的小径，终年潮润润的。夹墙高耸，一色是青砌成的风火墙。风雨剥蚀，长着斑斑驳驳的暗绿色的苔藓。乌瓦，斜开的院门，门外，有三五级不等的石阶。居住这里的市民，职业比较复杂。多数是在服务、手工业、建筑等行业工作的。古风犹在，邻里之间，洋溢着传统的美得和浓郁的情趣，不像那些派头十足的大机关家属区，咫尺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1984年的盛夏，气温高达摄氏40度，热气蒸人。家家便把竹床、竹躺椅摆出来，泡上一壶茶。人们一边摇着大蒲扇，一边摆着龙门阵，从街头到巷尾，熙熙攘攘，仿佛是个大家庭。
不久以前，新搬来了一家，住在巷子正中，这家主人姓陶，年近60，依然是膀阔腰圆，粗粗壮壮，看去只有50上下。两个儿子，有30开外，长得和他们的父亲一样。三个铁塔式的男子汉，都是砖瓦厂的出窑工。或许是烟熏火燎缘故吧，一个个养成了火爆子脾气，他们和巷子里的居民都合不来，他们看不起谁，谁也不愿意惹他们。只有老大的媳妇，叫美兰，却是个贤淑的人，但胆小怕事，有时偷偷和邻里走动走动，只要被她那整天阴沉着脸的婆婆看到，便要莫名其妙地被训一顿，一天到晚，惶惶然，仿佛是受惊的可怜的小鹿。
陶家的孤傲，若不与人们搭界，倒没什么，人常说井水不犯河水，大家还可以和平相处的。不知是看到巷子里的人软弱可欺，还是另有什么原因，渐渐地，变得相当霸道起来。
小巷里只有三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这三位好汉下班回来，浑身烟尘，一人便占一个，即使有人在那里洗米洗菜，他们也旁若无人，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哗哗地冲个痛快，溅得人满脸满身是水渍，竟毫不在意。夏日傍晚，陶家五张个床，长龙似地排在巷子正中，便占尽了小巷中通风最好的黄金地带。
开始，善良的人们总是忍让，或相劝几句，但得到的往往是嘲讽，话说重了些，兜头一顿恶骂。偶尔，触犯众怒，巷子里的老居民都出来打抱不平，陶家几条汉子便一齐出马，挥拳恫吓，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
居委会主任是个爱唠叨的老太太，心善，上门细声细语地做“思想工作”，陶家主任亦派老太太出来挡阵。
“主任大人，我们是出窑工，粗人，懂不得那么多规矩。”说完，故意把锅铲往锅里一甩，咣当一声刺耳的响声，算是下了个文明含蓄的逐客令。
遭难最甚的是陶家的邻居，那是理发世家，姓章。人们往往看不起理发这门手艺，认为“顶上功夫”，章师傅却在巷子中负有盛名。他不仅手艺精，而且人缘好，50开外了，个子不大，穿一套得体的小西装，眉毛淡淡的，眼睛中含着谦和的笑意，尽管头发不多，但梳理得整整齐齐。老两口只有一个独生儿子，名字叫章玉元。章玉元去年高中毕业，没有上大学，章师傅本想叫他学理发，又怕委屈了孩子，便请人帮忙，让儿子在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学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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