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罗维歌，罗家大院这一代最小的孩子——当然，不能把罗维生算进去。
考上高中那年的暑假，我从五楼高高跃下，试图用生命换取一个改名的机会。
我是幸运的，跳下去没死成，也没残疾。
这全要感谢老天——我跳楼的地方新修了一块草皮，那塑料草皮因为连天大雨的浸泡而鼓涨。我跳下去没能摔死，只是胳膊骨折，从此后我的左手不能再提重物，阴雨天疼得好似百虫蚀咬。
而且我的目的也达到了——我那看上去如铁一般冰冷无情的爹，其实内心很脆弱。我跳下去那一瞬间，我看见他铁板似的脸上，露出了这辈子最后悔的表情。那一刻我知道，即便我死了，那我也赢了。
躺在医院三个多月，我爹每天都来看我。
我知道，他很忙，他要忙着赚钱养家，忙着操持土地，忙着照顾哥哥。他头顶的白发像钢针一样戳起来，皱纹也因我的住院而更加深刻。可是我依然不肯心疼他，我要他为我忙前忙后，要他向我服软。
要知道，我可不比我们罗家大院其他的姐姐们。
大姐罗维静懦弱，我都懒得提她。
二姐罗维杰倒是有几分骨气，可惜没有脑子。她私奔那一项，我完全同意，但她又回过头来搞什么“四郎探母”，那私奔一项岂不是完全没有了意义？——不能理解这种面子上的刚强。
三姐陈勤不提了，结婚早，也不该罗家的事。
我和四姐罗维涛最不对付。大约是同性相斥，两个骨子里都刚强的人，都受不得对方的坏脾气。但私心里，我敬重她是个女英雄。
五姐罗初，除了脑子好点会读书，我看她就是个愣头青，四舍五入，她算是高智版的罗维静，同样的软骨头品质。
作为老六的我，是这家中最不太平的盖世太保。
五岁时，我就因不愿去上幼儿园和父亲大干一架。我父亲不慎把我从炕上踢下来，半边脸碰到铁做的缝纫机，几乎毁了容。次日，我就顶着这张脸去上课，别人问起来，我就告诉他们：“这是我爸打的。”
我爸的坏脾气就这样散播出去。街上的人都对他指指点点，我一点愧疚感也没有——他不向我道歉，就得承受应有的惩罚。
七岁时，我父亲嫌我成绩考得没有罗初好，脾气一上来又操着棍子要教育我。我把卷子撕了，坐在院子里嚎啕大哭，哭到罗家大院所有大人小人都来围观，来劝我。
我哭着喊：“你自己有多少本事不说，全怪我考不好。我自然是继承了你的脑子，那么我考不好，你该打自己一顿。”
又哭又闹是我的常规操作，别人都嫌我烦。可知我用这一招，免了多少毒打。
我父亲对我没招，自然任我逍遥。
我倒也不是那倒灶孩子，我只是比较有性格。
这就说回到开头，我要改名的事情。
这名字我挺喜欢，可谁知道它的谐音和某种药品相似，很多不知羞的野孩子就以此来羞辱我。
事实上，我倒并不在意这个，哪怕我真叫“杨伟”或者“波奇”之类的，那也没关系。名字只是代号，谁比谁的高贵呢？只是他们聒噪的声音如同老鸦过境，实在让人心烦。
当我把这个难题交给父亲的时候，父亲说：“你该一个个打他们耳光子，打完，我去给你做主！”
他一贯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
我说：“那都是小事，我总不能见一个打一个，我还嫌手疼呢，改了算了。”
我父亲说：“名字有什么好改的！叫了这些年了。你一天到晚把这些不正经放在心上，读书却不行。”
说改名的事就说改名的事，他又扯到读书上。他总不替我解决实际问题，动辄就扯到学习成绩。仿佛我的人生只有学习成绩这一个指标似的，况且他也不是在意学习成绩，我看他只是拿这个去和二叔一家争长短罢了。
我就和我父亲梗上了。
说了三五回，他也烦躁，一气之下，他扬起了饭碗，掀翻了桌子：“你还嫌家里不够乱？你哥哥如今也病了，家里的事情多得数不清，要花钱的地方比蚊子还多，你还来添乱。”
我很平静：“改名字又不花钱，我也不麻烦你。只要你把户口本给我，我去改了就是。”
我父亲依然顾左右而言他：“老子这一辈子，这一辈子没过上舒坦日子，生了你们这两个龟孙，更没好日子...”
我摊开手：“你说改名的事儿就说，老扯别的那些做什么。户口本拿来我自己去改。”
我父亲咔吧一声从地上捡起一根烧火用的柳枝来折断，意思是要对我施暴以示威。
我能吃这亏？——所以我迅速跑到村委去，这次我要把这事闹大才算呢。
村委离我们家，穿越田埂子连三百米都不要。我父亲下炕的时候我就已经窜了出去，一路哭嚎着向前奔去。
我身体从小就很好，跑得奇快，我父亲在后头一边追我，一边威胁：停下！停下！你停下——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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