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知道的也不过寥寥一点，有的是陪义父唠嗑记下的，有的是当年义父同事闲聊说的，有的……”
薄云天讲述发自内心尊敬的孙大爷时，他原本翘着的二郎腿已经放下，人笔直地杵着，仿佛在打开圣洁的东西触碰神圣的物件，将一堆存根覆盖的笔记本取出一本，哗啦哗啦地翻动着：
“义父大裁军回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工厂车间当锅炉工，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直到八零年，那个时候，他还是孑然一身，没有婆姨没有子女，其实，不管是村里，还是厂里，已经给他说合了好几个，可是没有一个谈下，当然，不是义父眼界高看不上，他自己跟我说，转业回来都四十好几，哪有什么资格嫌弃别人，别人不嫌弃他这个半入土的糟老头就上高香了，他只是不愿意，他最大的心愿还是希望能找回失散了许多年的父亲兄弟，可是，都过去了十多年，他们在战火灾年里，到底是死是活，谁也不清楚。”
“所以，他也就这么单着省着，没有给我找到义母，孤苦伶仃地活到了五十多岁，终于，这个时候有人劝他要传宗接代，按后来跟他聊，他自己动摇了，不过得等到了拜访完战友再说，也就是这一年，我遇上了义父。”
离三静静地听着，同时一心二用地翻阅老人的笔记本，上面的字迹笨拙、潦草，数字更是写到了6以后，七八九统统更替为“61”、“62”、“63”，他与孙大爷相识相熟，非常清楚这是老人惯用的书写方式。这个时候再看，再次看到这三个陌生而熟悉的数字用法，在老人离世的消息中，勾勾画画宛如深深的沟壑，而回忆的悲伤则像泉水般点点滴滴地溢满出来。
“第一次见到义父，是81年，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那年那月，离过年剩下七八天，因为义父来了，因为他用自己的储蓄跟肉票，给战死了老爷们的孤儿寡们买来了猪肉，也买来了包肉的面粉，终于，在腊冬下雪的天气里，连饭都吃不上三顿的家里烧着柴下了顿饺子，那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吃从供销社里提来的，不是大晚上溜集市顺来的猪尾巴。”
薄云天边回忆，边转动着手里的卷烟，而后他举起放在鼻间，轻轻嗅了一口。
“那顿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幸福的一顿，是现在即便吃多少的山珍海味都比不上的。更何况后来，这顿饭又关系到我现在的一切。义父当时没注意问我娘，怎么这么大的孩子不上学，后来转头一想，这没男人的家里穷得都揭不开锅，哪里还有钱供我上学。当时，我年岁不小但想得简单，总以为义父可以接我们到他家里，没想到义父他根本不占这个‘便宜’，他直接就决定出钱供我读书，自然，也不只是我，还有其它牺牲战友的孩子。”
“所以你认他做‘义父’？”离三问道。
“难道这样不该吗？”
薄云天摩挲着他最喜爱的一枚勋章，正是老人珍藏隐瞒的云麾勋章。
“从那以后，我成了义父供着的第一个学生，是村子里唯一一个17岁大字不识没读书的奇葩，却是从小学到高中，连续跳级竟然稀里糊涂在22岁的时候，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也是义父供着的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大爷会感到欣慰，他向来是一个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人，你这样的成功，给他带来更多的信念，继续坚持下去。”
离三说着，一目一行扫过如同账目般加减乘除，精确到一毛的结余、所得，精确到每页的最右上角标注着每月捐款的目标，精确到每天赚钱的数额，精确到每笔捐款流向的对象。上面的每一个数字，稀松潦草的笔迹中是一种无私大爱，是一种执着信念，粗粗地一算，单单八一到九零年里，每年孙大爷至少可以捐出3000块。
三千，在现在又值得多少？
“大爷不是在豫南老家，怎么会来到这里？”离三询问道。
“厂子黄了破产清算，像义父这样的工人，将近二十多年的工龄两千块便买断了。偌大个人一下子没了业也没有钱，住的屋子还是厂子里分配的七十年盖的筒子楼。”
薄云天弹了弹指甲，感同身受地语气艰涩道：
“当时，还有六七个战友的孩子，义父需要供着读书。于是工龄买断的钱，他一分都没有给自己，更别提说亲了，全一毛一角支援前线，到后来，弹尽粮绝了，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不是嫌他老，就是嫌他没有文化，可义父当兵就是有一股莽劲和不服输的倔牛脾气，一个人，就像他说你的一样，也是一辆三轮车，搞客运生意，像以前上海滩黄包车拉客，他不仅拉人，而且拉货，一次几毛，来回几趟，一天下来挣下几块十几块。”
离三入目之处，能够从捐款的变化差额间，感觉到孙大爷十几年的衰老。之前八十年代，他精力尚存，廉颇未老，一笔笔都有三千以上的数目，然而到了九十年代，英雄迟暮，再坚实再硬朗的体魄也经不起岁月的摧残，又加上战争遗留下的创伤，身体难免大不如前，捐款的数目缩减的越来越少，而精确的每月目的也缩得越来越小，至于捐款的对象，从原来的七八间，渐渐缩减到四间，三间，直至他逝世前，一直坚持的一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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